儒家治國
歷朝歷代的首要任務與其說是治國，莫不如說是對儒家思想的推廣和執(zhí)行；皇帝及中央政府的最重要責任與其說是推布政令，莫不如說是身先士卒，踐行儒家禮儀，與萬民做表率。
造成這一現(xiàn)象的是中國的自然環(huán)境和政治傳統(tǒng)。中國地域太大，技術發(fā)展的限制迫使從周公起的統(tǒng)治者以觀念規(guī)劃全國，形成一套獨有的政治體制。這種體制的特點是上端細致入微，下端粗糙肥大。上端的統(tǒng)治者一是看不清下端復雜多變的實情，二是實在沒有能力去處理數以千萬計的分散在各地的小自耕農集團。為了統(tǒng)治的便利，只有靠觀念，即后來的儒家道德。這種道德一來可以統(tǒng)一文官觀念，讓他們即使分散在各地，與中央隔絕，也能力解當地的疑難；二來可以規(guī)范百姓，使他們各自安分守己，少為國家制造麻煩。道德的產生是因技術的無奈，而實戰(zhàn)的結果表明，道德的力量遠遠超過行政和司法，這就是我們反復強調“以德治國”的原因。
這種德治方式在起初是有利的，最有力的證據就是秦漢、隋唐創(chuàng)造的盛世王朝。然而時代在發(fā)展，我們永遠也找不到放諸四海而皆準道理，永遠也找不到一勞永逸的創(chuàng)造。這種制度的優(yōu)越性到了明清時期再也無法維持下去，中國在歷史的坐標系中開始走下坡路，這也許就是黃仁宇先生創(chuàng)作《萬歷十五年》的緣故。
書中曾寫道，首輔申時行曾懷疑：“難道一個人熟讀經史，文筆華美，就具備了在御前為皇帝作顧問的條件？難道學術上造詣深厚，就能成為大政治家？”黃仁宇先生替他作出了解答：“但是今天的大學士申時行對此早已渙然冰釋，理解了其中的精微奧妙。因為我們的帝國在體制上實施中央集權，其精神上的支柱為道德，管理的方法則依靠文犢。”明代的文官制已經使整個國家“病入膏肓”，在各類國家大事的決策上，不與文官集團的合作實際上是與社會主流對抗，帝王亦不除外。明王朝最后輕易的崩潰讓今日的我們必須以史為鑒，深刻的去認識法律才是維持社會公平最有效的工具。
萬歷皇帝
對于萬歷皇帝，使我印象最深的是黃仁宇先生的這一番評價：“由于成憲的不可更改，一個年輕皇帝沒有能把自己創(chuàng)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，他的個性也無從發(fā)揮，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導進這烏有之鄉(xiāng)，充當了活著的祖宗。張居正不讓他習字，申時行不讓他練兵，那么他貴為天子并且在年輕時取得了祖宗的身份，對事實又有什么補益？富有詩意的哲學家說，生命不過是一種想象，這種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間的任何阻隔。這里的地下玄宮，加上潮濕霉爛的絲織品和膠結的油燈所給人的感覺，卻是無法沖破的凝固和窒息。他朱翊鈞生前有九五之尊，死后被稱為神宗顯皇帝，而幾百年之后他帶給人們最強烈的印象，仍然是命運的殘酷。”是怎樣的故事，讓作者對于一個九五之尊的皇帝，有這樣深切的同情呢？
萬歷皇帝事實上是一位勤政的皇帝，在他當朝的早些年，從他的作為中可以看出他明白這個帝國存在的劣根性，并且希望做一個明君去改變它，書中寫了萬歷的宮廷生活和處處被安排好的成長環(huán)境，他最終清算了自己堅持原則的老師和首輔張居正，想獲得自主的權力，然而現(xiàn)實中，他與文官的沖突使他不能實現(xiàn)改變，不能立自己喜歡的兒子為太子，甚至想要
和心愛的女人葬在一起的愿望也難以實現(xiàn)，才發(fā)現(xiàn)皇帝只不過是制度的執(zhí)行者而已，并不具備自主權。帝王只是一個文官集團的工作工具，想要成為理想中流芳百世的明君已不可能，國家的衰落不可避免，于是只能自暴自棄的用不作為來回應文官集團意圖對他的控制。封建專制的社會制度和倫理道德束縛的思想主流，造成了一代帝王的人生悲劇。
在提倡民主法治的現(xiàn)在，我們常常很難去理解歷史，不能理解那些曾近鮮活的歷史人物所經歷的掙扎�；实�、首輔張居正和申時行、海瑞、武官戚繼光、思想家李贄從個人的角度面對混亂的現(xiàn)狀希望有所突破和改變或者憑借道德的力量恢復平衡，但種種努力在對抗現(xiàn)實的龐大群體時都顯得無可奈何和無能為力，因為他們既然無法改變制度，就無法避免的遭到來安于此制度的文官的攻擊，所以即使是小的改良也無法推行，小心謹慎地保持平衡也不可能。我們在幾百年后的今天，以史為鏡，既要由歷史珍惜現(xiàn)在的社會與文明發(fā)展，也要保持清醒的為發(fā)展而努力。
「標簽: 萬歷十五年讀后感」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