錢穆是著名的國學大師，《中華文化十二講》系其在臺灣所做有關于中國文化問題之講演的講辭匯集而成。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見解，通讀此書后有了自己的一些想而法匯集成此文，因為個人修養(yǎng)有限，難免理解略有偏差，時代在變，文化也不斷更進，對一本書、一篇文章有了自己的看法，也證明我們在用心讀書嘛。
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，當祖國大陸正在大興文革之風時，臺灣的蔣先生提出了“文化復興”的口號，這難免會讓人聯想到將先生當時提出這個口號的目的和用心。我們并不能因此認為蔣先生比毛先生更懂得中華文化的重要性，一是因為當時我們的國情，二是因為大陸與臺灣當時的政治對立，三是我們當時所面對的世界上資本主義列強的威脅，這三個原因決定了國家必須以發(fā)展經濟為首要社會任務。經濟作為社會物質基礎，政治是其上層建筑，文化都要為它們服務，而文化的發(fā)展與經濟、政治的發(fā)展本身也不是統(tǒng)一步調的，我認為這是讀錢穆先生的《中華文化十二講》必須要擺正的立場。書中多次提到“文化復興”是為有機會“反攻復國”，無論當時老先生講座的用意與動機是什么，能將文化與民族興亡聯系起來，有這樣的認識就已經很了不起，而能通過簡短的十二講，將中華文化與世界人類的前途都能毫無違和的聯系起來，更是讓我倍感中華文化的強大與自豪。
中華文化上下五千年源遠流長，其中儒家思想的影響遠遠超過了我們想象，兩千多年來孔孟之道為我們奠定了民族文化的根基，同時也因為這個根基過深讓很多本應該與時俱進的思想固步自封，甚至產生各種利用孔孟思想作秀的卑劣行為，辯證的看待歷史文化的傳承與發(fā)展，認識不同歷史時期政治、經濟對文化的牽引與需求，或許這才是正確對待文化的態(tài)度。選擇本書十二講中的以下三講來淺述自己的讀后感受，是因為這三講錢老在講述時，基本摒棄了個人政治立場，文化雖離不開政治，但我更喜歡純粹的文化，隧特意挑出來與大家分享淺見。
第一講：中華文化的中心思想——性道合一論。
在這一講中錢先生提到“文化”一詞在西方是近代才有的，而中國古人早已知道這一涵蓋人類大群體生活的詞匯。中國人講道重內在，西方文化重外相，在精神與物質之間，中國人往往更看重精神的意義與價值，這一點我非常贊同錢先生，中國人講道，重其內在意義與價值，西方人重表現在外的表象，或者簡單來說，中華文化重感受與想象，西方文化屬于實用性文化講科學。但并不能因此來判斷文化的好壞，因為每一種文化有其存在的意義與價值，中華文化讓人內心充實，西方文化讓人活在當下，二者合理統(tǒng)一于是人類才有了完整的文化。“性”與“本能”，孔子曰“人之初性本善”，指的是人的“天性”，西方“本能”指的是“物性”，在認知層面上，中華文化對“性”的理解更勝一籌，違逆人性的絕不是人道。但一切文化中并不都是道，我們貴在求同存異，中西文化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。這不禁讓我想起去年在香港街頭發(fā)生的大陸游客讓孩子在大街上小便的事，當時一經報道，此事引起社會一片譴責，不但是香港居民痛罵大陸游客素質低下，更有國內大量輿論抨擊該游客一家，甚至上升到民族劣根丑陋的層面。這些年類似的事件不少，一旦大陸游客在國外出現什么不文明行為，網絡和媒體就開始嚴厲批判個人的同時，連同我們的文化一并被罵，這就是犯了所有文化都是“道”的錯誤，以一概全同樣片面，不可取。
第四講：民族與文化
中國是個地大物博的國家，56個民族13億多人口，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都不如中國長，世界四大文明古國，能從古至今文化沒斷層的唯有中國，可見中華文化之強大。而縱觀亞洲國家，備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國家既有日本、韓國、加拿大這樣的發(fā)達國家，也有朝鮮、越南、印尼這樣的欠發(fā)達國家。中華民族文化影響如此之大，與其博大精深的內涵是脫不開關系的，中華文化更是個廣納百川的寬容文化。民族創(chuàng)造文化，文化亦可創(chuàng)造民族，世界上最偉大的思想家、宗教家，如孔子、釋迦、耶穌、穆罕默德，他們有自己的思想與信仰，而他們的思想與信仰，又影響了他們各自的民族文化，可見民族與文化是相輔相成的關系。錢先生在書中還提到一個觀點“同一文化也不定能融為同一名族”。對此我感觸頗深，如西歐，文化雖同一，但拉丁族、條頓族、斯拉夫族在歐州史上引起無窮糾紛。還比，如蘇格蘭、英格蘭與愛爾蘭，依然封疆割界不能融合。文化創(chuàng)造民族，但民族有其自身復雜性，聯系到我們教師教學工作上，可用來解釋為什么各班學生即使在同樣一個老師的教授之下，依然眾生百態(tài)。總結來看，文化是民族存在的內在基礎，民族為文化的發(fā)展提供可持續(xù)性外在條件，沒有文化的民族是野蠻，沒有民族即沒有文化可言，二者共同構成人類文明的內因與外因。
第八講：中華文化中的中庸之道
中庸主義通常被我們用來形容一個人沒有主見，不標新立異也不驚世駭俗，凡事不走極端�！吨杏埂飞险f：執(zhí)其兩段，用其中于民。錢老解釋為“無論何事都有兩端，此兩端，可以推到極處各成為一極端，在此兩極端間之中間都叫做中”。錢老還認為真?zhèn)�、丑美、善惡并非對立，一念之間真善美皆能轉換。中華文化中隨處可見中庸之見，特別是佛家思想里更是包含各種中庸思想，西方也有犯罪之人去教堂懺悔希望得到神或者受害者的原諒，牧師幫助其從內心正確面對，這不也是一種將惡轉為善的過程么？西方文化中也并沒有將真善美完全對立，錢老認為西方文化容易走極端，其實并不準確。中國人說話做事經常會留有后路，所謂非真非假、非善非惡往往是因為害怕自己的觀點過于激烈引起爭辯，真理需要在爭辯中才能確立其位置，一個對萬事萬物都抱有中庸思想的人，其創(chuàng)造力必然也值得懷疑。
中庸之道并非都不好，我也知道“物極必反”的道理，但是世間事那么復雜，這個“極”到底有沒有什么標準？如果沒有標準，那么又如何取其“中”？孔子不能救春秋，孟子不能救戰(zhàn)國，縱觀歷史中庸之道有其利弊，還需辯證對待。錢老認為“一切科學發(fā)明應該運用中國人講的中庸之道來好好處理”、“科學真理本不與偽對立”等等一系列宣揚中庸的思想，我個人是持保留意見的�？茖W是客觀事實，它雖然對世界的研究還存有未知領域，但是人們正在一步步邁向那個“極”，我們不但要了解地球還要了解外太空，這個“極”是無窮盡的，又何來兩極間取其中之說？愛迪生嘗試了幾百種材料才找到鎢絲做燈泡發(fā)光載體，這不就是去偽存真的過程嗎？而將這些都與“性道合一論”聯系，未免過于牽強。
中庸文化并不能代表中華文化之精髓，充其量中庸之道不過是一套中國人為人處世之哲學，中國人在各種場合將中庸之道也能利用的淋漓精致，但并不能夸大中庸之道的價值。矛盾是事物不斷發(fā)展的動力，即使是螺旋式發(fā)展，或者某些時候矛盾體能和睦共處，都是因為矛盾本身存在著斗爭與統(tǒng)一。母親信仰耶穌，兒子信仰伊斯蘭教，父親信仰佛教，能彼此和睦不爭執(zhí)，此非中庸之道其作用，而是信仰之間本身存在統(tǒng)一面，世界文化也存在統(tǒng)一面，以此來攀附中庸之道著實牽強。
一本書如果能引起讀者的思考與辯論，那就是值得一讀的。通讀錢老《中華文化十二講》，我對其中國文化中的“性道合一論”、“人和人倫”、“民族與文化”、“中國文化中的最高信仰與終極理想”等論斷還是比較欣賞和贊同的，錢老借古于今，語言通俗易懂，我收獲甚大。對于其十二講中含有個人政治立場的章節(jié)，由于其生活的歷史環(huán)境原因，我只是簡單瀏覽，未作深入思考不做評論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