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《雙城記》卻使我一貫熱誠而堅固的“革命理念”深深動搖。那是一場截然不同的，也是法國史上最為引人注目的革命：1792年法國大革命。革命群眾不再是一群為創(chuàng)造一個人民的烏托邦的青年們，更多的是衣衫襤褸的最底層的民眾。他們沒有面包，忍饑挨餓，遭受凌辱壓迫，滿腔憤懣。在平常的時日，他們的苦痛是麻木的，蒼白的，他們是一群溫馴的綿羊；而一旦憤怒積攢到一定時日，便如野火燎原般在他們的胸腔內翻滾、爆發(fā)，綿羊須臾化作雄獅，張牙舞爪，反攻曾經不可一世的惡狼。
但這烈火是絕不會因得到面包擺脫壓迫而熄滅的，我驚異地看到那被諸多作家和詩人熱切歌頌過的廣大民眾，仇恨和報復的渴望占據充塞了他們的心，像沸騰的火山巖液一般，炙熱得足可使任何一個人急速卷入其中，轉瞬即化為烏有。他們尖叫著，吶喊著，獰笑著，將刀劍對準昔日壓迫他們的貴族，以鮮血和死亡泄心頭之憤，即使與此有絲縷牽連的無辜之人，也難以逃脫這復仇的漩渦。
《雙城記》中的大革命，充斥著流血、殺戮和報復。革命人民喪失了理智和人性，他們殺人并以此為樂事常事，并為之冠以正當的理由：為這個“自由、博愛、平等，要不毋寧死的統(tǒng)一不可分割的共和國”（引自《雙城記》）除掉任何一個不利于它的人。失控的革命演變成一場巨大的災難，革命人民在瘋狂報復，盲目屠殺他們所憎恨的壓迫群眾的貴族的同時，也成了一個畸形的社會階級，成為自己所憎恨的暴虐殘酷的代表。換句話說，迫害的現象并沒有改變，只是迫害者與被迫害者調換了位置罷了。
書中的德發(fā)日太太，便是這樣一個“偉大”的革命者。她儼然是一位復仇女神，幼年全家被貴族迫害致死的她以革命為名義，報復迫害無辜的貴族后代，來發(fā)泄心中的宿怨。正如羅蘭夫人所言：“自由啊，多少罪惡是假你的名義干出來的！”
如此慘暴的惡行，難道可以稱之為革命嗎？難道凡革命都要經過如此一番鮮血與復仇的洗濯，才能走進一個沒有殺戮，沒有鮮血，沒有壓迫的世界嗎？
如梁實秋所言，痛苦的仇恨應該用人道及仁愛解決。原宥敵人，放棄復仇，這才是一場偉大革命抑或戰(zhàn)爭中應具有的姿態(tài)。
二戰(zhàn)中納粹攻占蘇聯，犯下的罪行罄竹難書。蘇聯紅軍大反攻，納粹連連敗退。蘇軍乘勝追擊，殺進柏林，兵燹全城，剿滅納粹。但勝利的蘇聯紅軍對納粹于本國所犯惡行耿耿于懷，報復性地在柏林全城燒殺搶掠，殃及無辜的德國民眾。這樣的行為，和納粹又有何不同？蘇聯紅軍一時的意氣之舉，卻使這場正義的反擊戰(zhàn)有了不光彩的一面，使自己在道義上淪落于納粹的檔次。
同是遭受貴族迫害的馬奈特醫(yī)生被冤入獄十八年之久，但面對貴族之后查爾斯，他選擇了寬恕與忘卻，甚至竭力挽救因受德發(fā)日太太迫害而深陷囹圄的查爾斯。再如《悲慘世界》中的老苦役犯冉阿讓，在街頭對壘中面對手無寸鐵仍幾欲害死他的警察沙威，卻放下槍，親自為其松綁。以恩報恩，人之常情；如有可能，以德報怨，才是高貴的道德。
回到《雙城記》，再談到法國的大革命，革命者的仇恨報復，殺戮暴行，締結了一個自由的專制王朝，但也使這場影響力巨大的革命增添一個受人詬病的理由。原宥或是報復，皆在一時之念。選擇以寬恕，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和民主才得以更充分體現，若一味地給予報復與仇恨，自身也成為壓迫者，與所報復之人又有何不同？
記得在某雜志上看過一句話；最高貴的復仇是選擇原諒。報復或是原宥，一念之間，善惡卻大有不同矣。
